令人振奋的是，自然法和人类文明共同体法在我国公法领域中已初见端倪，主要地表现为诸如人权保障、分权制衡、民主、平等、比例、信赖保护、正当程序、依法行政等具有世界普适性的一般法律原则已经渗透到我国的公法学理论和法律制度之中。

[83]正如苏力所言，许多环境司法也是如此，因此才有了环境项目评估的说法——想想什么时候有过民事合同评估的说法（摘自朱文第十部分）。苏力说霍姆斯……认为法官不必关心这是否言论，是否表达，也不应关心表达的内容你是否赞同和反断，而只是要关心这个可称为‘表达的社会行动可能引发什么后果，多少危险，多大危险以及危险何时发生（摘自朱文第二部分）。

这成为该案处理的关键问题所在。[77] 这种对法律思维进行二元分析的理论依据由来已久。第三，法律方法的用途在排列顺序上是有等级关系的（它是一个最好的法哲学问题，[46]超出本文范围，暂且不论），在平常的多数案件中，社会学解释、目的解释、目的性扩张等司法方法都不会轻易适用，而是要服从概念的平义解释、类比推理等。在确定赔偿的数额时，应当考虑该不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为在损害发生过程和结果中所起的作用等因素。他把美国的Thinking like a lawyer当作只是对一年级新生的要求，他把法律人的思维机械地理解成按法律规定行事或依法行事。

[47]（德）H?科殷：《法哲学》，林荣远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页223。这一点，笔者在《公案中的民意、主题及其信息对称》一文中[36]已经作了论述，在此不再赘述。习明纳尔(seminar的音译）是在系统的大课讲授后用来复习的有效方法，作用在于检查学习、加强复习和应用，在巩固教学效果上与培养学生的思考能力上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以来，经过六十余年的曲折发展，中国法学无论是在知识产出的数量上还是整体学术水准上都有显著改观，各种学术团体、学术思潮百家争鸣，推动着中国法学在较高层次上的持续发展。1986年，作为民事基本法的《民法通则》颁布，其立法过程包含着佟柔、赵中孚等学者的学术贡献。时至今日，法学教材的编写日渐自主，种类和层次也多种多样，但人大学者编写的教材一方面注重学理探究，注重法学基本知识的传授，强调基础理论的系统性，另一方面也注重中国自身问题的把握，注意把握立法、法学研究以及国际学术发展的最新动向，以其科学的原理性、深厚的基础性和高度的前沿性而保持着重要的学术影响力，形成了一整套富有中国特色的法学教材体系。新一辈的中青年学者茁壮成长，日益成为当代法学界的翘楚。

赵中孚自1979年起参加全国人大常委会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试拟稿）的起草工作并担任副组长。陕北公学是中共中央直接领导创办的一所革命大学，创立的目的在于造就革命的先锋队，为抗战输送人才。

1950年时，人大学派主要以苏联法学为蓝本。当规范与社会现实发生矛盾之时，尊重实定法的逻辑思维结果就是谨慎地对待法律的立、改、废，在规范与现实发生冲突时，采取解释与修改并重的立场，只有二者的冲突严重到在法律文本的含义范围之内无法获得有效解决之时，修法才是优先选择。六十年的历史清晰地显示，国家兴，则法治幸，则法学幸。中国法制建设之实践，在宪制、民事、刑事、经济、社会等领域，皆见吾人之身影。

甲子轮回，逝者如斯，吾辈今日缅怀和憧憬。（一）研究立场以学术理性的坚守为基础 在学术研究中，人大学者始终把握学术自由与问题意识的平衡，以尊重现行宪政体制为出发点，立足国情、倡导学术自由。1950年代，人大法律系教师在苏联法学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新中国的立法实际，出版刊行了一系列教材和讲义。1949年12月6日，政务院在《关于成立中国人民大学的决定》中指出：为适应国家建设需要，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决定设立中国人民大学，接受先进的建设经验，并聘请苏联教授，有计划、有步骤地培养新国家的各种建设干部。

坚持以法律文本为中心、以规范分析为特征的研究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法学研究者的主体意识的觉醒，也是迈向规范化与专业化的学术研究无法回避的基本问题。1958年后，人大法律系开始建立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课程体系，积极开展学术研究。

其次，将教学提纲在教研室预讲，由教研室组织集体讨论。中国人民大学的历史可追溯至1937年成立的陕北公学。

同时培养其基本法学素养，训练其法律技能和法律思维，让他们学会用法律思维分析现实问题，形成保障人权、维护公平、体现宽容和尊重规则的意识，提高法律职业修养和社会责任感。这一时期产生的一批具有全国影响力的著名法学家，如著名民法学家佟柔、著名马克思主义法理学家孙国华、著名中国法制史学家曾宪义、著名宪法学家许崇德、著名刑法学家高铭暄、王作富、著名经济法学家潘静成、著名诉讼法学家江伟、程荣斌、著名物证技术学家徐立根、著名知识产权法学家郭寿康、著名婚姻法学家杨大文、著名外国法制史学家林榕年、著名国际经济法学家刘丁、著名战争法学家朱荔荪等等，他们作为本学科的奠基人之一和重要参与者，很好地扮演了完善法学理论体系和法学教育体系的角色，在我国法学发展的历史轨迹中留下了浓重的笔墨。刑侦方面有周惠博等，系办公室有徐卓世、曹重三等。  【注释】 [1]人大学派是对人大法律人在不同历史时期形成的法学研究的方法、成果与学术风格的一种概括与提炼，是法学共同体中的一种学术派别，而不是指一般性的学术评价概念。（三）对建构中国法学理论体系的贡献 理论观点的前沿性、代表性是判断一个学派形成与否的重要标志，作为一个规模较大的学术团体，人大学派在各学科都有或曾有过代表性人物与学术思想。这得益于时代的推动，得益于人大法律人立学为民的精神传统。

高铭暄则全程参与了我国刑法典的历次起草工作，为1979年刑法典的制定和出台作出了重要贡献。早在1952年，当时的政法委员会根据董必武的意见，给人大法律系致信专门谈到更好地求得苏联先进经验与中国革命实际的结合。

关怀1979年参加了《劳动法》的起草，1981年参加了《工会法》的起草。人大学派需要坚持立足于中国、具有国际视野，以中国问题的解决为基本学术使命的学术风格，将自己置于法治发展的新坐标体系之中，继续提升研究方法的综合性、研究立场的建设性、学术功能的引领性以及学术价值的实践性，不断推动法学研究的本土化和中国特色法学理论的体系化进程。

对人大学派的形成而言，这种集体合作的教学、研究方式具有独特的优势，有利于充分发挥集体的智慧，形成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学术成果，人大学派以其独有的面貌发出了中国法学的时代新声。[7]孙国华认为法是‘理与‘力的结合，‘理是基本的，‘力是必要的。

1986年，人大法律系在《学员之家》（法律版）的基础上创办了《法律学习与研究》双月刊杂志。其二，实现概念与内容体系的本土化，实现学科体系的完整性和科学化。1993年后，《法律学习与研究》更名为《法学家》，截至2010年8月共发行121期，已经成为一份厚重、开放、前沿的法学理论刊物，既是老中青法学家的论坛，也是培育未来法学家的园地，在海内外享有颇高知名度和美誉。从主要以立法为导向转变为立法与解释并重的法治运行机制的研究，推进法学研究的精细化、方法的纯熟化。

如2000年12月3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21世纪世界百所著名大学法学院院长论坛即是典型一例。尽管人们对中国目前是否存在成型、成熟的法学学派或流派持有不同看法，但有可能达成的共识是，推动中国法学学派或流派的形成，既是学者开展学术研究的努力方向，也是学术团体需要承担的社会责任。

人大学派历来重视理论的解释力与改造力，倡导研究的规范化，努力实现对象、范畴、方法、体系、理念、领域的协调统一。从宏观理论的体系化向微观、综合理论的体系化方向的转变等。

这种围绕文本和规范的研究进路，某种程度上可谓是法教义学立场与传统的回归。人大学派对中国法学教育的贡献不仅在于为国家输送了大量法律人才，还在于传授着一种先进的法学教学方法，传播着一种科学的法学教育理念。

尽管人大学派的表述可能会带来一些不同看法，但这既是对人大法律人六十年学术研究历史的客观凝炼，也是中国法学发展的一个典型缩影，更饱含着对中国法学未来发展的深切期许。一般而言，部门法的研究者较之纯粹理论法学的研究者更为重视和强调文本与规范，而在所有法律部门的研究中，恐怕宪法学研究容易忽视文本，容易在合法性与正当性价值之间处于不确定状态。从已经趋于成熟的学科和学术体系出发，加强学科交叉和学术研究的专题性、问题性。（六）研究成果实现理论与实践的良性互动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知识世界与现实世界相融合，一直是人大学派的优良传统。

随着1954年宪法的实施和立法工作的加强，以中国法律、中国问题为研究对象具有了可能性。1989年程晓霞的《国际法的理论问题》是系统地阐述国际法基本理论的著作等。

只有以拥有立足于本国国情并依赖本国文化背景产生的原生法学理论为前提，中国法学才能真正走向世界。（一）对新中国法学教育的贡献 在新中国法学教育的历史上，人大学派无法被绕过，无法被取代。

（五）研究取向以基础原理为重心 在研究取向上，人大学派普遍重视基础原理的探讨，力求以学科的基本范畴为基础构建学科体系，使人大法学的发展始终建立在浓郁的文化与基础原理之上。在各个部门法领域，人大学派都有代表性的原理性论著，有些学者学术观点的引用率名列前茅。